社会评价

永记恩师何炼成教授的教诲
作者:魏杰
(作者简介)


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殿堂

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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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何老师窗前的灯光

作者: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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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经济学家缘何出自西北大学

陈 蓬 邢宇皓(《光明日报》记者)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作者:岳永
(99级基地学生)


永记恩师何炼成教授的教诲
国家国有资产局局长  魏杰

     “文革”后刚一恢复高考,我就有幸考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系,而且更为有幸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为我们担任政治经济学的主讲。在此之前,我因为喜爱经济学并且又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因而早就熟知何教授的大名,但当时真没有想到这样著名的教授为我们新生开课。何教授开的课从一开始就从心灵上紧紧地吸引住了我,我完全为何教授的广博知识及精湛的授课艺术所征服。何教授讲课从来不需要也很少带讲义或教材,我从来没有看到何教授在讲课时看一看讲义或教材,他一走上讲台,所讲的内容就象泉水一样喷涌而出。何教授讲课没有一句与讲课内容无关的废话,授课逻辑严谨,循循诱导,我感到自己的思维完全是跟着科学的逻辑在走,而且无有任何枯燥感,而是一种科学与逻辑力量的享受。我就这样被何教授带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我在进入西北大学之前,曾在西安市专政教科上学时学过一些经济学的知识,并且工作之后也业余学习了一些,因而进入西北大学之后一边听何老师讲课,一边根据何老师所讲授的内容,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学习感想写出交何老师,何老师对每一篇都作了认真批发。从现在来看,当时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不能交给象何老师那样的大名家去看的,但何老师每次批改完后都与我面谈,往往从ABC给我讲起,然后将我领入该问题的研究前沿。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979年3月份,也就是我入学一年后,何老师认为我不需要再读完大学本科,可以参加1979年6月份的研究生考试,而且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
    在何老师的鼓励与不辞辛劳的辅导下,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何教授的开门弟子,就读于何教授的门下。成为何教授的弟子,这是我一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人生的起点。我后来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成为何教授这样的名师的弟子。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我如果当时没有考取何教授的研究生,没有何教授后来的辛勤栽培,恐怕不会有我的今天。
    跟随何教授做研究生的3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3年。这3年我从何教授那里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及经济学的精核。可以这样说,既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智慧,是知识与智慧的统一。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我从何教授那里学到了献身于科学的精神及做人的品德。何教授是位极为正直的人,身上积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美德。当时知识分子政策还未真正落实,何教授住宿条件极差,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一句怨言,全力以赴为当时理论的拨乱反正而拼搏。他几乎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后就到办公室伏案写作,一直到深夜。当时我的学习室也在何教授办公室旁边,每当我坚持不住时,一看到何教授办公室的灯光仍然亮着,就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我学到的好多基础知识,就是这样在何教授的行为“逼迫”下学到的。
    何教授的学风极为民主与开明,一直鼓励我们要敢于提自己的就见解,强调做学问必须要有创新,创新是做学问的必备素质。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理论界的极“左”风仍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仍然未打破老框框,而且一些错误的东西仍被作为重要的原则,何老师不仅带头从理论上清算“左”的东西,而且经常组织我们研究生深入讨论许多被列入禁区的问题。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的是,何教授多次要求我们认真研读西方经济学的名著,强调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是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作为我们的精神财富,要中西通学。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可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我的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何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理论创见是经济学界所共识的,我这里不用去列举,我只是想讲一点:何教授的所有创新中都贯穿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以实践为评判事物的标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何教授的不少创新都是对传统的“左”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这种否定都是坚持了生产力发展的原则。他很早就认为经济体制的设立必须以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准则,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都必须改革。应该说,何教授这种理论倾向及其研究方法,为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维的基础。正是在何教授这种理论倾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我才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何教授在我之后,又相继带了很多研究生,其中不少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新秀。北京经济学界在各方面有影响的人中,有不少是何教授的门生,例如张维迎、刘世锦等。因而有人开始注意了这样一个问题:何教授为什么能在西北大学这样一个并非是全国非常著名的大学,为中国经济学界输送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有人为搞清这个问题,曾问我过,我说我很难回答。因为我感到何教授对我的培养,完全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与他的思想交往中将他的那套方法及精神自然而然地学到了。而且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与他共同在一起研究与深入交流时,才能发生作用。现在有一首歌叫做“糊涂的爱”,即为什么爱说不出理由。我想,我给何教授当门生也可以称作为糊涂的学,即为什么能从何教授那里学到东西,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凡是经过何教授培养的人,大都成才。
    何教授对学生有一种极为宽容的学风,学生提出了完全与他不同的观点,他都是鼓励与支持的。近几年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即:学生与老师观点相左,老师无法容忍学生的观点,最后搞得连师生之情都受影响。但何教授从来都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曾经对我深情的说过:“为什么有些老师要批自己学生的观点,甚至把学生的观点当作政治问题,我真是不可理解。学生与老师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但应是平等的,我主张学生超过老师,学生校正老师的观点。”何教授这种大度的大家之气,应该成为我自己永远学习的榜样。
    我是在何教授的支持下从西北大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当时何教授还未有博士授予权,如果当时何教授有博士授予权的话,我想何教授会又作为我的博士导师的。离开何教授后,何教授对我的关心与培养仍未断,通过各种途径支持我。每当我有一些成绩时,何教授都极为高兴。每当听到一些我的困难时,就非常为我担心。可以说,我们师生两人现在虽相隔几千里地,但心是时时相通的。何教授发表的每篇文章与著作,我几乎都拜读。何教授虽然已年近古稀,但是他的研究与思维仍然那样敏锐,象年轻人那样不断地进取。何教授的这种创新与不断追求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我想,在我终身不会忘记的人中,何教授当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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